1926年02月21日－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这时，国民军正在河北、河南同奉军、直军交战。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反国民军的联合战线如果得胜，必然要进攻并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会议同时强调，面对重重危机，北方国民军的存亡将对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势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党必须加强北方的军事工作，以接应广州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

1926年0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一万余人的反帝示威大会。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死47人，伤199人，酿成三一八惨案。

　　1926年05月0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两个会议的代表举行了四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大联合等决议，还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

1926年07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回顾了从上年10月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略了军事问题。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

1926年0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和前途，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正确的阐述，但其根本失误是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报告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所着重批评的却是党内的“左”倾，而且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这个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会议的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要求。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能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同意。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