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02月0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04月0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六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04月0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0４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0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0７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08月01日－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0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0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0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0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0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要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2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运行正常，核弹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爆炸。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十七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04日至0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

12月0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